张岂之，中国历史学家、思想史家、教育家。长期从事中国思想史、哲学史和文化素质教育研究，现任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我所说的“大学人文教育”，并不限于人文学科的教学与科研，范围比这要宽些，实际上包含学风、校风一类比较宏观的问题。以下我谈三个要点。
第一，关于道德自觉。在我国大学可以看到文化知识与文化人格分离的若干现象，这就是说，具有较高文化的人并不能保证他必然具有高尚的人品。知识与人品的分离、理论与实践的脱节，是经常可以见到的事，当然这只是局部而不是整体；即或是很小的局部，也不能不加以关注。
如何才能逐步缩小文化知识与文化人格之间分离的差距，需要有法制和道德的强有力的约束，但在高等教育范围内需要一种自觉性，可称之为道德自觉性。这是大学人文教育的任务之一，属于人的价值观、道德观的教育。从目前来看，道德自觉之不足，可能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过度的功利主义和商业作风，往往使人们漠视道德的功能，因此，毋庸讳言，在我国高等教育范围内，“学风上的非道德行为”是确实存在的，并不是危言耸听。
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的著名大学在道德自觉上值得我们借鉴。他们在20世纪中叶已形成一门交叉学科，叫“科技伦理”，至今仍在丰富、发展。科技伦理需要信息真实性和准确性的行为规范；在技术操作、网络应用、网络安全等方面要求应用者、操作者自觉遵守必要的行为规范。我国学习并使用网络技术者越来越多，这是好现象，这个时候倡导科技伦理，使信息技术与道德伦理结合，是非常必要的。
在科技伦理方面有一些深层次的哲学问题需要研究。比如，在信息科学中出现的虚拟实在和人生意义的问题。虚拟实在(Virtual Reality，VR)是通过计算机模拟现实世界或凭空构造世界，这与现实世界不同，然而它能接近或酷似现实世界。毫无疑问，虚拟世界给传统哲学带来冲击，正如有的西方现代哲学家所说，面对虚拟，现实世界却成了无数可能世界之一种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虚拟生存也许是人的存在结构性成分。例如，J·米切尔在《比特之城》中就向往人的数字化存在。让我们从哲学回到现实中来，目前我国有些中学生和大学生迷恋虚拟世界，由此产生了一些不良后果。如果对学生们只是这样说：你面对的电脑中展示的虚拟世界是不真实的，你要小心不要上当受骗。这种朴素的忠告是需要的，不过，只有这种忠告还不够，因为它并没有回答为什么青少年们会产生人的数字化生存的愿望这个问题？用一种怎样的哲学才能引导他们解决“现实”与“虚拟”的关系？这就需要进行研究。
我还想提到人与环境的关系，在西方，20世纪70年代产生了环境伦理学，将人们对环境的自发爱护上升到对环境哲学、环境伦理的研究，以提升人们的环境伦理意识。我读了一些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觉得很有启发。总之，我们的自我教育以及对青年的人文教育需要深化，有些问题要重新研究，其中有不少是新问题，要找现成答案是不容易的。因此不能完全埋怨青年学子不听话，而应反思我们的人文教育是否真正做到他们的心坎上去了。
我觉得，在我国高校，学生们的道德教育只靠“道德品质”课还不够，需要将道德伦理与具体的科技学科相结合，这样才能有效地提高大学生的道德自觉性。
第二，理性自觉。不仅是大学，从我国整个社会不难看到知识传承与知识创新的分离，表现为创新的不足。政治家、教育家们都很关心如何提高大学生的创新能力，这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与此相联系，我国高等教育有时在某些问题上流于形式，流于肤浅，缺少个性，缺少应有的文化厚度。
在大学倡导理性自觉，即科学上、学术上的独立思考能力，这是当前的急务之一。关于此，欧洲思想文化可资借鉴。14世纪中叶至17世纪初，欧洲源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为近代科学教育揭开了帷幕。这个思想解放运动呼吁人们重温希腊时期的人文文化，把人的思想从中世纪神权桎梏下解放出来，恢复人应有的独立理性作用。由此开启的人文主义和自然科学的双重影响，导引出18世纪法国启蒙思潮，从哲学、文学、历史学、法学和经济学等领域提炼出关于“个人理性”的重要范畴，主张人们用理性去重新审视一切。这极大地推动了西方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
反观我国历史，早先科学技术和人文学术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科技从16世纪开始落后于西方，这和明朝封建专制主义的社会制度有关。读书人的思想紧紧束缚在《四书》、《五经》上，经书上写的都是对的，不能怀疑，只能诠释，更谈不上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在17世纪清朝初期，大思想家黄宗羲写《明夷待访录》一书，对君主专制制度作了深刻批判，但影响不大。18世纪是清朝统治的全盛时期，最高统治者乾隆皇帝对于中国历史有贡献，但在文化思想范围内仍然实行文化专制主义。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缺少深入持久的理性自觉的思想解放运动，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创新发展，这个历史教训不能不使人深思。我们需要设法将历史的缺陷补足起来。
21世纪是全世界范围内科学技术全面创新的世纪，在新世纪中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中包含文化复兴。为此倡导与时俱进的理性自觉，激发人们在科学文化和教育方面的创新活力，这是时代对我们提出的要求，我们应当交出令人满意的答卷。
第三，文化自觉。大学在社会中究竟有什么地位？大学应当是社会的文化中心，但当前情况与此目标差距甚大，因此不能不提大学的文化自觉。这是指：一方面我们自觉地认识大学应当是先进文化的研究者、传播者和创造者之一；另一方面对大学文化应持有全面的自觉认识。在大学，科技文化占有重要地位，这是合理的。与科技文化并行的还有社会文化和人文文化。关于社会文化，人们比较容易理解它的意义，因而社会科学中的应用学科就目前情况来看，在大学不但不会受到冷遇，而且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至于作为文化核心的人文文化，即主要探讨人的价值观的文化，亦可简称为人的精神文化，目前似乎还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因为这种文化并不能为学校带来经济效益，也不会有什么轰动效应。不过，应当看到，大学培养优秀的综合素质人才，他们需要有美好的精神境界，如果只有一技之长，而缺少良好的精神家园，那么其技艺也许得不到应有的发挥，甚至会走向歧路。人文文化从表面看没有明显的作用，实际上有大用。一所大学如果没有人文文化的浸润，就好像大学没有绿色环境一样，干枯贫乏，教育功能将难以全部实现。因此在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被分离很长时间以后，今天适当强调人文文化的重要性，以促进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还是应当的。
科学教育必须讲实证，没有实证方法便没有科学道理。但在道德和美的精神世界里，需要自我体验，并不是所有人文文化都是可以量化的。请允许我举一个例子：唐朝贾岛《寻隐者不遇》诗云：“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展示出深远的意境，使人精神开阔，这是不能实证，也不能量化的。如果要问：云有多深，怎样才能找到药师，那就会闹出笑话来。再如唐朝杜牧的《清明》诗云：“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种令人断肠的意境展现在面前，是不好问杏花村究竟有多远，这也是不能量化的。尽管在大学里各种评估体系普遍使用“量化”方法，但我想说，在人文学术范围内如何运用“量化”是要慎重研究的。
人文文化的继承与发展要经过较长时间的积累。唐朝贾岛的《剑客》诗云：“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为不平事？”后人借“十年磨一剑”，说明作文应精雕细刻，精益求精。这个譬喻很好。积累是重要的，古人说过，积土成山、积水成渊、积德成圣。高校人文文化和人文学术建设要有耐心，一步一个脚印，只靠“产品”的数量（即所谓量化）是说明不了问题的，因为历史老人最公正，他要的是精品。再过几十年人们回过头来看我们的现在，大量的东西可能已被岁月冲刷，惟有文化的精品才得以长存，但精品并不是朝夕可以拿出来的。在探讨大学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这个主题时，我提出人文教育的道德自觉、理性自觉和文化自觉作为会议的参考。当前，我国有的教育家提出，大学应成为文化中心，用先进文化去影响社会，促进社会发展。真正做到这一点，首先大学自身应从文化视角将大学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这个题目做好，这是基础——为基础工作多下工夫才是真正的“百年大计”。